朱启远:在党支部党史专题学习会上的发言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是我们党一步步由弱到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创业史”“成长史”,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史,是奠定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思想理论、精神气质的关键期。

通过学习这段历史,我对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从学习中,我领悟到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源于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我们党成立之初,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从革命斗争的这种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全党认同并写入党章,成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源于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前赴后继、英勇牺牲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与以往中国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为了追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一目标从容就义,英勇牺牲,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曾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同志在同日寇作战最后弹尽粮绝剩下一人时,面对他人的劝降,掷地有声地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他们真正用行动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与壮志。

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党的作风直接关系着党的形象和人心的向背。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广为熟知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红军筹款、没收地主财产等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的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离开实际调查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反“围剿”斗争中,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最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话,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得到极大的普及和推广。1943年6月,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来。

在下一步的学习中,我将进一步学好党的历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弘扬革命精神,践履知行合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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